垃圾分類是“污染防治”還是“循環經濟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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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6-24 09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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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垃圾分類不等于垃圾分類投放”。自上海去年掀起一波“垃圾分類投放”的浪潮后，隨著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，“垃圾分類”進入了深水區。近期，筆者與行業部門、龍頭企業、業內專家進行了學習交流，與垃圾分類投資“風口”相比，面對垃圾分類的“風聲”業內更加清醒。究其原因，垃圾分類遠不止“分類投放”那么簡單，業界須正視垃圾分類的系統性、艱巨性，堅持垃圾分類規則的正確方向。
一、垃圾分類目的在于污染防治
垃圾分類“強制”掀起前浪后，似乎20年的垃圾分類探索成為后浪。經過“罰款”、“督導”、“教育”等行政類措施，居民正確分類投放后怎么辦，濕垃圾如何處置、消納？投放督導和處置消納的成本誰來承擔？垃圾分類是為了推動“循環經濟”嗎？
誠如業內專家所言，日本廚余利用得益于經濟的高度發達、農產品高附加值、農業的工業化，咱們尚不具備消納居民分類投放后的廚余“循環利用”基礎，垃圾分類不是為了“循環經濟”。而且，日本家庭也在嘗試利用廚余垃圾粉碎器粉碎沖走。
新修訂的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》將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單列整篇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屬于“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”的重要內容，《固廢法》開宗明義，立法是為了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，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。
二、垃圾分類不等于垃圾分類投放
新修訂的《固廢法》明確了居民端產生生活垃圾的三項義務：垃圾減量、分類投放、計量繳費。當前，垃圾分類投放似乎把“垃圾減量、計量繳費”整成了“后浪”，“分類投放”成為一只急行軍的“前浪”。殊不知，對于污染防治，“垃圾減量、計量繳費”才是真正的“前浪”，也真正有利于垃圾分類制度的正確實施。
如果“垃圾分類等同于分類投放”，其社會和經濟負擔必然加大。據公開數據，德國正確實施垃圾分類三項義務后，其生活垃圾在居民分類投放（以桶計量）、收運處置費用約600元/噸上下，這些費用由居民負擔；而我們“分類投放”采用“定時定點定人”的督導服務成本高達400元/噸左右，整個生活垃圾分類鏈條成本達1000元/噸。顯然，急行軍的分類投放“前浪”在沒有經濟支撐的情況下必然成為戛然而止的“后浪”。
如果“垃圾分類等同于分類投放”，垃圾分類必然陷入“只循環不經濟”的怪圈當中。如媒體報道，“分類投放”后，上海濕垃圾今年5月分出量創歷史新高，達9796噸/日，居民分出來的濕垃圾越來越多。那么，越分越多的濕垃圾“路在何方”？熙熙攘攘的背后，殊不知，這些成本基本由財政全額負擔，尤其疫情之下，更是給地方財政雪上加霜。
近日，國辦印發了《生態環境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》（國辦發〔2020〕13號），將土壤污染防治、農業農村污染防治、固體廢物污染防治、化學品污染防治、地下水污染防治以及其他地方性大氣和水污染防治，確認為地方財政事權，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，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給予支持。為此，垃圾分類的費用要靠“正確實施垃圾分類三項義務”的系統機制來解決，由居民負擔成為必然選擇，從而倒逼垃圾減量，不能寄希望于地方財政支出。
三、正確分類并非垃圾分類的關鍵
新修訂的《固廢法》強調減少固體廢物的產生，至于是否正確，這個并沒有統一、固定的標準。該法授權設區的地方主管部門制定并發布生活垃圾分類指導目錄，垃圾分類按照政府推動、全民參與、城鄉統籌、因地制宜、簡便易行的原則。
其次，對于垃圾分類投放的差異，《固廢法》在計量收費上強調，應當根據本地實際，結合生活垃圾分類情況，體現分類計價、計量收費等差別化管理。地方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則進一步規定了“混合垃圾多付費、分類垃圾少付費”的原則。
因此，不能苛刻居民“正確分類投放”，垃圾分類規則是一種污染防治和倒逼措施，不論“行政罰款”的剛性措施還是“計量繳費”的柔性手段，其目的服務于防治污染的需要，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，引領居民低碳綠色生活，并非強調“循環經濟”。
綜上，垃圾分類核心在于做“減法”，并非一味強調“分類投放”和“循環經濟”。地方政府、行業企業需要正確理解《固廢法》規定的垃圾分類“三項義務”，才能從“只循環不經濟”的分類投放怪圈中走出來，才能使垃圾分類真正成為“前浪”，才能推動居民綠色低碳生活，促進社會經濟綠色發展。
二O二O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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